重工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；没有自己独立的重工业体系，在世界上永远是一个二流国家。这决不是耸人听闻！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，中国人就一直在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国家的强盛进行不懈的努力，但是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中国才切切实实地进行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的建设。这其中的因素，我以我自己的分析，与大家共享。

央视前不久热播了11集的记录片《大国崛起》，其中“百年维新”一集中谈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，摆脱了列强的压迫，发动了军国主义式的侵略战争，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；二战成为战败国，不久在和平宪法的保护下，日本再次崛起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！

但是，这集记录片没有解释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明治维新可以成功。我先谈这个问题。我们知道，日本遭受列强侵略时，中国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，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，但是，中国没有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独立，而日本却通过维新变法成为了东方列强！后来，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，也仅仅产生了“戊戌变法”的百日维新，最终宣告失败。在这一集，编导似乎告诉人们的是，日本的高层游历了各国，看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成果，于是日本再次向当年学习中国一样，学习西洋先进的文化和技术，成功脱贫。

电影《摩登时代》，想必有朋友看过，我们看到“卓别林”所饰演的工人角色，让他像一颗螺丝钉似得被固定在那个属于他的岗位上。这里面，实际上向人们传达了一个讯息，那就是工业化时代劳动者所需要的组织纪律性。我们再看看历史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，是幕府统治下的社会，武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，其特点就是绝对的组织纪律性。日本明治维时，武士阶层消失了，这部分人变成了最初的产业工人。但其绝对的组织纪律性，却被保存了下来，因此，日本推行工业化变革，武士这一阶层即变成了劳动力，同时又天生地具备了进行工业化生产所需的组织纪律性。我们看看今天的日本企业，员工的组织纪律性，可谓世界其他国家所难比。仅仅有了这一点还不够。我们还知道，日本武士精神由来已久，武士阶层成为国家的重要阶层，这其中所形成的例如信仰等一系列的东西，非常有别于中国千年以来所形成的“文士思想”。因此，当进行社会变革时，武士精神使得日本敢于去冒险和实践，例如它在推行对外扩张中所采用的冒险路线，像“甲午战争”、“日俄战争”、“偷袭珍珠港”，无一不是这种冒险主义的尝试；而中国的“文士思想”，则属于一种只会摇头读书、不敢大胆实践的东西，还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退让性。我们看看三国演义里的赤壁之战，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和以鲁肃、黄盖为首的主战派，就能够看出这样两类人的不同。

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使得农民们从根本上就缺乏大工业化生产所需的组织纪律性，对他们宣讲工业化的东西，由于其文化水平有限，很难获得认同；对他们进行民主和自由的呼吁，也是曲高和寡。中国的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变革运动，要么是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造，要么是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实践，社会变革都没有从根本上使得农民这个中国最广大阶层进行变革；而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，由于其“文士思想”根深蒂固，在封建势力和列强内外夹击下，失败成为必然。中国的农民，如果没有一个权威领导他们，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参与工业化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因此，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成功，而中国的诸多变革，宣告失败。

日本从明治维新前，到明治维新，再到二战，到现在，其武士精神一脉传承，日本天皇成为国家象征，这使得日本有别于其他大国的工业化进程。我们说德国人有铁的纪律，法国人也在拿破仑时代有了纪律，这些都说明，大工业化进程中，是需要这一点的，不管你是如何取得的。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以前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同时，中国的产业工人，实际上主要也是来源于中国的农民阶层，而中国的农民阶层，在读了两千年的“子曰”后，竟然绝大多数不能识字，而日本明治维新时，进行的是全民教育。直到到了毛泽东时代，我们普及了义务教育，绝大多数人脱了盲，农民也竟然能够念毛主席语录了，而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近乎免费的念完了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，成为各行业的建设者，同时，知识分子下乡，进行社会实践，克服了其只知理论不懂实践的弊病，同时进行院校分拆和合并，建立起一大批适应工业化进程需要的高校，打破了过去高校中那种培养做官当政的人才培养模式......建国后的种种措施，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中人才的积累和培养。在毛泽东时代，各种小技术、小发明等，层出不穷。毛泽东使用其个人权威，使得全社会的阶层，都有了组织纪律性。这与斯大林时代，很类似。从20世纪的50年代之初到其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，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完成了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的建设，到了1969年，每两天，就会有一个企业诞生，而中国的若干个第一，也陆续出现，到了70年代，更多的成果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。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，走完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百年所走过的道路。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。

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，中国自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，在扎扎实实建立国家基干产业的同时，在物质消费领域，一直采用计划经济模式，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，这是因为，在没有完成国家重工业体系建设之前，消费领域的巨大产能无法得到释放，国际上，我们又受到封锁。而到了80年代，各种产能开始释放。三大件进入了百姓家。这种情形，同样在日本体现。日本战败后，美国要拆散日本的基干产业，但日本政府坚决不同意。经过50年代的卧薪尝胆，到了60年代，一些电子类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家庭，到了60年代末期，日本造的汽车也具备了国际竞争力，70年代，汽车作为日常消费品，出现在了大街小巷，而到了80年代，开始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横扫欧美市场。

因此，作为当年为国家建设的那一代人，恰如我的父亲母亲，他们为国家的重工业体系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年华，但是他们无怨无悔，因为，那个时代，毛泽东精神使得全体国民勇于付出、不计报酬并积极进取。

今天，我们很难体会毛泽东作为伟人，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没有他的权威，国家不可能完成重工业体系的建设，而80年代所释放的产能，恰如其分的成为改革开放的必然；而作为其直接发动的“文革”、“大跃进”等运动，我们也看到了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，任由今天的人们的评议。但是，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，我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赢得“世界工厂”“荣誉”的同时，其代价就是当初建立起来的还未完全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冲击，“以技术换市场”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商品，贴的是国产的标签，而“芯”却是人家的。在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尴尬局面下，我们在各种贸易争端中，处处让步，不能进行“绝地反击”，无法保证自己企业的权益。而我们的大学，重新进行了调整，培养出来的人才，不能实现其专业与岗位的对应就业，而统统用市场的方法，顺者生、逆者死，迫使专业建设跟着市场走，而不再是服从国家的基干产业。这与其他国家在重工业释放产能后，国家高速增长积极吸纳大量人才的情景极不吻合。因此，作为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，而转向家政、按摩师等服务性行业的时候，我真是无言以对。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GDP，我也只看到一个大大的泡泡。

这篇文章的观点，也许朋友们不同意，但是，它毕竟给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“只有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，才能救中国”，不管解放前，还是解放后。我只是从我自己对于问题理解的角度，给出了一种解释。不管你是否同意，但我希望你也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然后，再看看现在的日本，想一想，她现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姿态，再看看她对于未来世界所处于的怎样一种领导地位，然后再想想我们自己，在这样一个缺少了伟人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能够如日本一样！